皇马赛程-皇马球员-皇马球衣
做最好的网站

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

作者: 皇马赛程  发布:2019-10-03

皇马,说陶话彩(9)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皇马 1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已存在“地中”概念 

皇马 2

 

    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皇马 3

 

    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皇马 4

 

皇马 5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皇马 6

 

皇马 7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我在不久前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时,曾这样写道:

皇马 8

    “西阴纹”的地域分布,限于晋南、豫西、鄂西北、关中、陇东地区,没有传播得更远。这一类彩陶的年代接近,除了那些零星的发现不能准确作出判断以外,由一些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庙底沟文化,少数属于受庙底沟文化明显影响的外围文化。
    我们认定“西阴纹”是一种地纹彩陶,它的图案要素是以四周涂色,映衬出中间的弯角状纹饰。弯角状纹饰的轮廓有长短和宽窄之分,窄长者弯角较尖,宽短者则弯角较钝。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弯角形几乎全是宽头在左,尖头在右,按逆时针方向排列。这个程式几乎没有被破坏过,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形。
    弯角状彩陶纹饰的绘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应当已经确定了程式化标准,它不是陶工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描绘的纹饰。
对于各式构图的弯角状纹彩陶的年代,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的判断。由华县泉护村的发现看,纹饰中不加圆点和分割线的弯角状纹彩陶年代可能早一些,反之则比较晚一些(《彩陶“西阴纹”细说》,待刊)。

 

    现在又有了城头山的发现,上面的有些结论必须有所修正。新的发现说明“西阴纹”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黄河中游的周边地区,也并不是仅见于相关的大仰韶系统的文化中。
    对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张朋川先生有过一个推测,他认定弯角状纹饰是侧视鸟形的简化形式,他还画出了鸟纹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化图示(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159页,插图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由华县泉护村的地层证据看,最具象的鸟纹与抽象的弯角状纹饰其实是共存的,在发掘者划定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三个时段中,抽象的弯角状纹饰与具象的鸟纹都是共存的,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弯角状纹其实最早确实是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标准的地纹弯角状纹饰普遍见于彩陶盆的沿面装饰,这种沿面装饰其实已经具有二方连续的构图特点。在秦安大地湾和临潼姜寨遗址相当于半坡文化晚期的彩陶上,都有地纹表现的弯角状沿面装饰。除了用作沿面装饰,弯角状纹饰还被用到其他比较复杂有纹饰组合中,是相当定型的纹饰单元。其实以地纹方式描绘的二方连续弯角状纹饰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秦安大地湾和芮城西王村遗址早于庙底沟文化的地层中,各发现一件标准的弯角状纹饰彩陶,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构图,与庙底沟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图9-7)。有理由认为“西阴纹”彩陶最早应当出现在半坡文化晚期,当然它的普及还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皇马 9

 

    现在看来,这“西阴纹”虽不一定与鸟纹有什么关系,它也一定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纹饰。目前要作确切的解释还为时过早,不过它的重要性我们还是隐约可以感觉得到的。由庙底沟文化的发现看,小型直口或敛口的陶钵,是二方连续构图“西阴纹”的固定装饰体。这种陶钵,是一种日常使用的食器。城头山的这种陶钵与庙底沟文化的一样,也应是食器,发现数量不少,当然饰有“西阴纹”的陶钵只见报道一件,但这一件所提供的信息已是非常丰富了。
    城头山遗址的“西阴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之间一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不管这种传播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没有进一步分析测定之前,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件彩陶是直接由黄河中游传入的,姑且就认作是城头山人按照庙底沟人的蓝本制作的,那城头山人一定是见过这蓝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递进传播的可能性,不过城头山彩陶所见的“西阴纹”属于年代稍早的结构简练变化较小的一种,那表明这种传播发生的时代可能较早。从年代上看,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的年代大致在接近距今6000年左右,与庙底沟文化前期年代相当。再由处在中程位置的出土较多“西阴纹”彩陶的枣阳雕龙碑遗址看,二期文化的年代也是接近距今6000年。这样看来,假设的“西阴纹”彩陶的递进传播,可能是发生在6000年前。那传播的路线,则应是由豫西经豫西南到鄂西北,再经江汉进入洞庭湖周围。
    由彩陶的发现看,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越过了大江,到达了遥远的江南。过去在长江南岸的一些遗址,曾经出土过有明显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如枝江关庙山遗址的花瓣纹彩陶豆,器形虽不是庙底沟文化惯常见到的那种深腹盆,而是高柄的豆,说明这彩陶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有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旋纹彩陶罐,无论器形与纹饰都是庙底沟文化的风格。安徽肥西古埂遗址虽然地处江北,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片也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色彩。这些发现虽然较为零散,但足以证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强劲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现在是看得越发清晰了。它北抵大漠,西及河湟,东至泰岳,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全面的。也许以后在江南会寻找到更多的庙底沟文化的踪影,它们也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证据后面的真实文化背景的。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责任编辑:高丹)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本文由皇马发布于皇马赛程,转载请注明出处: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