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马赛程-皇马球员-皇马球衣
做最好的网站

边疆时空,清代官员写本书被骂叛徒

作者: 集团新闻  发布:2019-11-12

图片 1

原标题:【边疆时空】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基地

原标题:清代官员写本书被骂叛徒,到日本却大受欢迎,美国还刻进纪念碑

1919年1月23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不将山东问题提出”的消息。

图片 2

美国华盛顿多政治建筑,除了总统官邸白宫等建筑外,还有拔地而起的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其实就是一座大理石方尖碑,最大的特色就是碑内墙镶嵌着一百多块由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之所以要重点说纪念石,是因为其中一块是清政府赠送的,令人印象深刻。

图片 3

祁建民

图片 4

1919年1月24日,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关于日外相宣言按照中日条约将青岛交还”的电报。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农村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日关系与抗日战争研究。

这块纪念石位于200多英尺高度第十层内壁,上面镌刻着这样一段话:

图片 5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支持战争,需要掠夺战略资源,又要把蒙疆作为资源基地。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由于日本对于蒙疆战略地位的认识出现分歧和转变,日本统治蒙疆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最终还是采取了掠夺资源型的经济政策。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从法国巴黎致电国内,报告“顾使在和会陈述山东问题,各国代表均表示美意”。

关键词:日本 蒙疆经济政策 防共基地 资源基地

显而易见,这段话摘自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意思大家都明白,主要说华盛顿打下江山后,不立帝号,也不传后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这也反映了以徐继畲为代表的清代知识份子对美国总统以及国体的评价。细细回味,让人唏嘘不已。

图片 6

日本对蒙疆经济政策的变化

图片 7

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要求“提交中日各项密约案、损失赔偿案、杂件案”的电报原件。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加重视西部内蒙古地区,其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日本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是重大障碍。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发现蒙疆从满洲腹地兴安四省一直延伸、环绕到中国西北。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1200公里,在国境上是没有任何屏障的草原沙漠。其西边和西南则是众所周知的已经被赤化了的陕甘宁地区。由此可以知道蒙疆在国防即防共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实施“内蒙工作”时即开始考虑“防共地带”的经济建设问题,在其《对察施策》中提出要开发察哈尔地区的交通,进行畜牧业、林业和农业的开发调查。2月,松室孝良在《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提出,鉴于蒙古地方经济落后,为加速开发要对鸦片专卖、盐专卖、矿业、林业、通信事业、铁道事业、汽车运输和电力事业进行国营,对于制革业、制羊绒业、乳品、材料、苏打等行业进行开发指导。其后,在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蒙(西北)施策要领》中也提出为将来对苏作战准备要在内蒙地区建立航空、铁路、公路及通信建设,改良畜牧业,促进贸易发展。

徐继畲是道光年间的知识份子,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过较为扎实的儒家教育,后通过科技考试跻身士大夫阶层,他能有如此见识,的确很不容易。1842年,徐继畲得道光帝觐见,询问海外形势与风土人情,徐继畲将知道的都告诉了道光帝。道光帝还不满足,便命他编纂一本书。徐继畲得命,广阅图书,搜集资料,数十易稿,五年后《瀛环志略》出版了。

图片 8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华北,按照日本军部中央的计划,是要把察南、晋北与北京伪政权合流。但是,关东军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否定既成事实,有损皇军威信。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了巩固西部内蒙古地区就必须要把察南、晋北与西部内蒙划在一起。日本有人提出,从地政学角度看,“站在防共第一线的蒙疆政权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但是在其居住的蒙古高原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此无法承担防共的重大使命。因而拥有500万人口和有压倒性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能力很高的汉族及其所居住的察南、晋北两地区的资源对于维持蒙疆政权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可以间接地完成防共的大使命。”根据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说法,当时关东军对于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地区是属于华北地区好,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好,要由金井来判断。金井通过对蒙疆地区的考察后认为:“张家口、大同、厚和是由北平向西,越过八达岭崇山峻岭各自居于平原,它们由京包铁道贯通,无论经济、产业,还是交通通信全为一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将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当的。”由此,日本决定建立包括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的高度自治性政权即蒙疆政权。

图片 9

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要求“提交中日各项密约案、损失赔偿案、杂件案”的电报原件。

蒙疆政权建立后,于1938年3月,制定了蒙疆产业开发5年计划,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技术者、资金困难当年仅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到了1939年日本为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制定了庞大的占领地的物资动员计划,在“满洲国”制定了产业开发5年计划,把资源掠夺作为重点。为此,在蒙疆便制定了所谓适应这种国策的产业经济3年计划。该计划也把掠夺资源作为重点,完全放弃了全面开发蒙疆地区经济的计划。计划中要求蒙疆的经济开发必须同日本和“满洲国”的政策相一致。新的3年计划把煤炭、铁、云母、石棉、电力、羊毛、水泥和铁道的开发建设作为重点。其后,蒙疆联合委员会又开始编制产业开发综合5年计划,预计1941年开始实施。这样,产业经济3年计划就又要修改。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全面展开,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战争将会长期化,为此对于生产力扩充计划又开始修正,其基本方针就是从全面开花性的经济开发改变为“重点主义”扩张,“就是要把生产力的最基础部分即煤炭、钢铁做为中心,以轻金属、电力、液体燃料,以及盐、棉花等其他重要物资作为开发的重点”。这样,蒙疆就完全变为日本重要的掠夺战略资源的基地。8月日本政府派出蒙疆资源调查团,重点调查其地下资源。然后调查团会同驻蒙军、兴亚院和蒙疆政权共同研究在蒙疆的煤铁开发计划。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1940年以后,开始制定包括财政、矿产、农畜产业、劳务、电力、运输六部门的综合5年计划。1940年10月,蒙疆开发修正5年计划最终决定。

《瀛环志略》突破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大大冲击了世人的思想。

图片 10

本来,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把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绑在一起,是为了依托察南、晋北来充实西部内蒙地区的经济,现在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于察南、晋北的铁、煤以及西部内蒙畜牧资源的掠夺上,要把蒙疆地区完全纳入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准备型经济圈当中。这与德王等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相反。其实,日本并没有真正帮助所谓“蒙古建国”的考虑,而是一切要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当时日本的智囊“中亚问题研究会”就提出:“既然是在皇国指导下的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皇国领导原理。蒙古民族也如此,要在这个领导原理之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民族才能复兴,要自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必须坚决否定比如独善其身的蒙古第一主义。”

图片 11

1919年2月2日,外交总长陆徵祥报告“顾使在和会要求直接归还胶澳宣言之要旨及与日本牧野辩论之言词”之电文原件。

作为华北和蒙疆地区的统治者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下发到各部队的《剿共指针》中,对于日本在华北、蒙疆的经济施策作了详细说明。其要点包括3方面,即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现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在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方面,《指针》中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期待从中国获得各种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取得对民生影响甚大,因此在彻底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依靠中国方面的责任和创意来确保所要物资的供出。”当时日本将“对华期待物资”划分为:供给陆军军需运到日本国内的物资(陆军对日供给军需物资),根据国家物资动员应在中国取得的物资(对日供给一般物资),作为陆军军需在中国取得用于现地陆军的物资(对日供给军需物资)。其对华期待物资主要有煤炭、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和普通铁、铝、盐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日本决定,对此要倚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集。华北方面军知道,大规模的对华掠夺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所以,在其计划中说:“不用说对华期待物资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所要绝对确保的,由于伴随战局的激化对华期待量将逐步增加,所以针对中共的谋略或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资源周围地区侦查、扫荡,对于物资收集运输的警戒工作也要加强支援。”华北方面军规定:“自给物资中,鉴于米、大麦、小麦、杂谷、棉花、胡麻油、皮毛、牛、烟草等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原则上要以大东亚省现地机关或通过其由中国方面收集。并且,自给物资的现地征集要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收买机关,重视富庶地区。”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瀛环志略》还纪录了世界民主国家的各类政体,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这本书在介绍美国的时,对华盛顿推崇备至,盛赞之词如纪念石刻内容,云云。后来,宁波府有将这段文字镌刻赠送美国,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中文石刻。

图片 12

这样,开发纯蒙古地区的工作实际上被基本放弃了。但是,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受挫,此后日本又不得不开始重视内蒙古与外蒙古边界地带的建设问题。“满洲国”提出“兴安振兴3年计划”,同样与外蒙接壤的蒙疆地区也开始重视起纯蒙古地区的经济问题。1940年7月,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制定了《关于强化外蒙古接壤地带的应急施策研究》,提出要加强蒙古地区建设。1940年12月,在蒙古各旗设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以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牧民生活。1941年4月蒙疆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新设立了兴蒙委员会,内设总务、民政、教育、实业和保安等五处。该委员会的三大纲领就是经济建设、教育普及和民族再兴。其重点就是推行德王新政以及豪利希亚的普及。蒙旗经济生活的稳定就是主要课题之一。

图片 13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五卷《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任银睦、柳宾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其实,在蒙疆政权建立之后,牧区经济更加恶化。这是因为“蒙古牧民所生产的家畜和皮毛,因受到统制和商人的中间榨取,价格无法提高,而一切输入的必需消费品如布匹茶烟等等,价格提升的比例,远在畜产品之上”。这完全是由于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所造成的。当时在蒙疆政权任职的扎奇斯钦就说:“驻蒙军委托大蒙公司代收,大蒙公司又把这一个得意的买卖分配给一般经常到蒙旗‘出拨子’的汉商。大蒙公司从军方以统制价格取得廉价的布匹、砖茶,把它分给汉商,再经过提高价格后,以压低的价格向牧民换取,也可以说是骗取——羊毛、皮革,交给大蒙公司,再由大蒙公司转纳军方。经过这些中间榨取,蒙古牧民的所得,其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与战前自由买卖之时相比,颇有天渊之别。”虽然对于豪利希亚的营利标准规定为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加上运费等也最多只能提高十分之一的价格,股票分红也定为十分之一,其余收益均要纳入基金,对于贫穷牧民何以赊账等等。但是,这种豪利希亚建立后,办事人员却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牧民依然穷苦不堪。建立兴蒙委员会,本来是要振兴蒙旗经济的,但是据扎奇斯钦所言:“兴蒙委员会虽说是蒙古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可是它的预算在1943年度蒙古自治邦政府支出82841121元中只占6271433元,其实尚不及总支出预算的7.5%。在政府主要六个部门之内,就预算而言,它排列到第5位。当然就岁入而言,它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从这样的数字来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其主要行政对象仍是不能以纯蒙古的建设为首要的。”在蒙疆政权下,纯蒙古地区经济没有实质改善。

当然,对于《瀛环志略》,这只是他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在国内,《瀛环志略》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康有为读了之后感叹不已,梁启超也是备受震撼。这本书加速了维新派思想的觉醒。在国外,《瀛环志略》先后传到日本,受到重视,成为日本变法革新的思想基础,而美国人更是极为恭敬地称他为“东方伽利略”。

日本对蒙疆的经济统制和掠夺计划

图片 14

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重新整理了对华掠夺的经济机构,从经济组织上完全把蒙疆地区纳入整个经济掠夺体制当中。这就是通过日本所谓的在华“国策公司”以及新建的统制性公司将蒙疆与“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统一经营,实行统制和垄断。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草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前者规定了日本华北经济开发的方针是:“把华北作为帝国经济圈所包含的目标,在动员现地资本的同时使之与日满两国提供的技术、资本结合,开发产业,以资扩充帝国的生产力,安定住民生活。”其“要纲”包括:“(一)企业形态。根据帝国资本的参加情况分为统治企业和自由企业,统治企业按照日满两国的产业计划根据日满华北一体的计划建立,自由企业努力让其自由进出,利用现地资本并与之合作。(二)统制企业。其范围如下: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加工其原料的企业、主要交通事业、主要发送电事业、盐田开发企业以及有必要统制的其他企业。统制企业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综合的管理经营。(三)自由企业。促进中国资本的自由开发,不但其技术、材料仰靠帝国,还要对其经营进行坚实的指导;委任日本资本开发的自由,规整其与中国人企业的关系。(四)企业资本的构成。不论统制企业还是自由企业,均要努力整合土著资本,因此对于现地资本的觉醒采取必要的措施。(五)农业对策。为农民生活的安定计,现地政权要进行品质改良、治水、植林,为此要建立合作社使农业组织化,对此予以指导。”民间资本也要参与日本对华的“开发”,但日本为了全力控制占领区经济,一切支援战争,所以在建立统制公司的同时,对“自由企业”进行了严格的行业统制。

我们知道,新鲜事物都是备受质疑的。先进思想更是如此。《瀛环志略》在国内得到赞扬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多人的辱骂,有人说离经叛道、动摇国本,也有人说崇洋媚外、言行不检,而徐继畲则成了国人眼中的叛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日本对占领区进行掠夺本来是都要通过其原有的所谓“国策公司”来实施的。但是由于日本国内财阀利益不同,军方意见不一,在建立华北新的“国策公司”时出现了满铁与兴中公司的争夺,内地财阀也不满,最后只得建立新公司。

责任编辑:

在《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中,华北方面军提出:“在华北统一综合经营国策事业,以弥补日满经济集团的不足,为此华北的统制企业大部分由本会社统合,以期防止资本浪费,培育企业,促进华北经济开发。”该会社经营的事业包括:钢铁业及其附带事业、煤炭采掘事业、煤炭液化事业、铁道及船舶运输事业、制盐、制碱工业、发送电事业以及其他国策上在华北需要建立的事业。在这之中,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被放在重要位置。关于该会社的资本,日本决定新会社要与兴中公司的既成事业统合,此外还要广泛集合满铁及日本内地资本,同时也要让现地土著资本参与。

满铁在主要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对“在华北的事业”也野心勃勃。在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制造“华北分离工作”时,满铁便在华北的经济重镇天津设立了事务所并开展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调查,1934年5月派出调查员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在其9项调查课题中,直接涉及蒙疆地区的就有:华北煤炭开发、平绥铁道、龙烟铁矿、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及石油、华北的盐等5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铁积极要求成为华北经济活动的主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的资格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同时还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概要(草案)》及《华北交通对策要纲案》等。松冈主张:要在华北建立联省自治政府,招聘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人指导进行产业开发。交通以及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承担。松冈把华北视为满铁的禁脔,要排斥其他日系公司染指华北。他提出,兴中公司“是对中国全体进行活动的机关,在华北是从事辅助满铁的活动。”但满铁“独占”华北的活动受到日本国内财阀和其他在华“国策公司”的反对。

当时日本在华北设立的最大经济机关是兴中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5年2月,是由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协商,并在积极主张扩大对华经济活动的十河信二(原满铁理事)的坚持下建立的。其性质是“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以此直接经营在中国的各种经济事业及进行中介投资。”公司资本金1000万日元。满铁除对该公司投资外,还在人员上进行支援,但是由于松冈与十河的个人关系,兴中公司并未成为满铁公司在华北的子公司。当满铁提出垄断华北经济计划后,兴中公司便提出了《兴中公司组织改正案》,以此与满铁对抗。《改正案》主张将兴中公司改成“一元化地指导华北经济的综合机关”。但是由于兴中公司在资金和技术能力上有限,华北方面军亦未采纳其建议。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在设立企划院的同时,在内阁建立了第三委员会,其任务是“审议与中国事变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诸事项”。主要工作包括:“从事对华经济工作的调查、立案,上报内阁总理大臣”和“联络对华经济工作各官厅的事务”。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要纲》经陆军省送达后,兴中公司改组案也由参谋本部送上,第三委员会以特务部方案为基础,于12月16日制定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此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华北处理方针》中得到体现。其中说:“华北经济开发的目标是增强日满经济综合关系,以此确立实现日满华提携的光荣基础。”要“支持我国广义国防生产力的扩充。”《方针》中提到要在华北建立国策公司的问题,“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统制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要具体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目的,要以此来进行组织。”该公司业务有:交通(包括港口和公路)、通信、发送电、矿产、盐业及盐利用工业,与华北方面军方案不同之处是在“矿产”行业方面删除了“矿产原料加工企业”部分,这就完全“把华北定为了原料供给地”。这里主要是指蒙疆地区。

根据日本内阁决议在华北建立的国策公司正式名称定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其资本金为三亿五千万,由日本政府和各财阀共同出资,并设立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当时日本财界的各大巨头如乡诚之助、池田成彬、矶村丰太郎、大仓喜七郎等。体现了其“举国一致”的目标。11月7日,该公司正式创立,总裁由原拓务大臣大谷尊由担任,副总裁为神鞭常孝(原满铁理事、昭和制钢所常务)、山西恒郎(原满铁理事、兴中公司社长),理事有大藏省出身的大久保侦次、原神户海上火灾常务三云胜次郎、原朝鲜总督府铁道局长吉田浩、原东京大学教授森口繁治、原三菱商事业务课长鳖宫谷清松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子公司有华北交通会社、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华北煤炭会社以及所属发电所、制盐场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疆政权在驻蒙军控制下形成半独立状态,大同煤矿和龙烟铁矿并未完全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之中,而是通过投资形式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但是蒙疆政权的经济方针是由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大同煤矿和龙烟公司是按照日本华北经济掠夺的整体计划进行运营的。

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筹建的同时,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委托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经过特务部华北资源所要数量设定委员会审议,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了《华北产业九年计划目标》和《主要资源对日输出计划案》。根据这一计划,9年后华北主要工业指标为:煤炭6000万吨(1938年的4.7倍,以下括号中数字均为1938年产量倍数)、铁矿石270万吨(5.6倍)、铣铁87万吨(12.8倍)、矾土页岩41万吨(23.9倍)、盐249万吨(2倍)、棉花60万吨(5.9倍)。这是一个庞大的掠夺计划。蒙疆地区就成为其掠夺的重点。

本文由皇马发布于集团新闻,转载请注明出处:边疆时空,清代官员写本书被骂叛徒

关键词: